子曰:不得中行而與之,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取,狷者有所不為也。

仇富?我想應該不是這麼一回事

上次台北市長選舉,被某些人解讀為是左派的概念勝利。個人對左派右派沒有什麼概念,但我總是覺得台灣人大多數跟我一樣,對於學術上什麼左啊右的一點興趣都沒有。在意的只是,「誰在乎老百姓」。

「台灣民眾和政治人物長期以來一點都不左傾,反而大都『右』到不行。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浪潮、威權時代的遺緒,以及儒家文化的影響之下,短期內實在還很難看出所謂的左傾現象。」

政治意識型態:台灣人左傾與反商?

這邊文章挺有意思的,雖然我不是很認同用左右的觀點來看現在瀰漫的「仇富」現象,但我認同這篇文章的觀點「意識型態沒有絕對的好或不好,重點是,多了解各種意識型態絕對是利大於弊,因為這樣有助於我們多了解公共政策背後的原則,避免被媒體、政治人物、甚至是網路上錯誤的訊息給牽著走。」

但我今天想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所謂的「仇富」


pic via http://big5.soundofhope.org/node/375651


從一則跟大家生活沒啥相關的事情說起…

「Taylor Swift今年7月時對華爾街日報表示,她認為音樂不應該免費提供給大眾,音樂人應該獲得應有的收入回報。上周在其新專輯推出時,她更做出決定,拒絕在Spotify上架。而Daniel Ek在他聲明的第一段就說道:『Taylor Swift說得沒錯:音樂也是種藝術,藝術有它的真正價值,而藝術家也理當獲得相對收入回報。』

但Daniel Ek表示,Spotify其實也在對抗網路上的盜版猖獗,盜版的確不會為音樂人帶來任何收入,如果一般民眾都到YouTube、SoundCloud等免費平台聽音樂,這些音樂人也不會有任何收入。而Spotify並不是個免費的音樂平台,自2008年推出以來,已經在商標、出版、作曲者、演唱人等領域,付出20億美元,Spotify的確有付費給音樂人,例如一首歌在Spotify上被播放50萬次,Spotify得支出約3到4千美元的費用。」

捍衛線上音樂!Spotify出面反擊小天后Taylor Swift

前陣子這個事件在線上串流音樂界鬧得很大,因為Spotify可是目前世界相當知名的線上串流音樂平台。它基本上採用「免費使用,加值服務」的免費增值模式,用報導內的數字來看,大概有2.5%的轉換率。或許大家對這個數字不熟,但至少這個數字是很多提供「免費使用,加值服務」的平台來說是相當了不起的數字。可見線上串流音樂比起其他網路服務,更讓人願意付出金錢。

那麼這個事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?一言以蔽之,就是Taylor Swift不想把她的音樂放上Spotify上給人免費聆聽。我相信她的說法:「音樂不應該免費提供給大眾,音樂人應該獲得應有的收入回報」,但我也認為Spotify也確實有給Taylor Swift錢。但為什麼她還是要結束跟Spotify的合作呢?




問題是…

在戲中常出現的片段,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:

A與B談戀愛,A都會請C幫A跟B約時間,某天C跟A說:不好了,B跟別人在一起了!然後A就很傷心,然後就會出現另一個追求者D……

基本上這個套路可以無限延伸,然後繞回來說,原來B還是喜歡A的!始作俑者就是那個C。

其實這個模式也不光是在戲劇裡面才看得到。翻開歷史書籍,秦朝的宦官趙高就是這個模式在政治應用上的佼佼者。因為跟嬴政是麻吉,所以就變成了最接近政治核心的人,基本上所有要上呈的文書都會先經過他的手。甚至連嬴政的死,也必須要經過趙高的同意才能宣佈。在政治制度演變上,「中書令」一職也是如此,因為掌握了資訊的傳達,所以這個原本由宦官擔任的事情逐漸變成士人的官職。(中書令 via wiki)這些事情都告訴我們:「中間人」才是事情成敗的關鍵。但是我們往往不太會去追究事情為什麼失敗,更多時候是把矛頭指向領袖,以及另一個對立方,如同Taylor Swift跟Spotify;贏政對起兵的陳勝、吳廣…等等,這是一個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,但是資訊通透的第三方也同樣具有決定性的威力。所以柏楊先生的《白話版資治通鑑》有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,「『有人說』才是最恐怖的殺人利器」,因為到底誰是那位「有人」?不知道。但卻往往因為這個「有人說」而影響了事情的發展。




回過頭來

看到這裡想必你已經知道我要說什麼了。對我來說,Taylor Swift跟Spotify的那位「有人」就是Taylor Swift的經紀公司,影響了Taylor Swift的決定。同樣地,引起「仇富」的人並不完全是那些權貴,或是很單純的老百姓,而是那些依附在權貴所產生的經濟體系底下的人。

就我自己在社會上的感覺,基層員工常常都是很不錯的,但是愈往上就愈來愈鳥。什麼辦公室政治、派系分佈……balabala的,一堆依附在這些脈絡的事情組合起來就會變成狗屁倒灶的事情。

無論是統○化工廠、頂○,甚至於是慈○,這些引起人民對財團不滿的關鍵,就是在統○、頂○、慈○的「中間」人。

試著去思考,為什麼在這幾波食安風暴中,義美、泰山、孔雀這些品牌所受到的傷比較小?我會覺得(這個你可以不接受),這是因為他們的市占率比較小,所以相對地公司規模也沒有統○、頂○那麼大,所以受到中間人效應的影響也就相對地小。

因為這些中間人,所以財團的方向愈走愈偏,結果財團為富不仁,接連發生了幾次食安問題,導致民眾的不滿。

我相信,台灣並不仇富,但大多數的台灣人並不喜歡為富不仁的富。我不認為台灣對於左邊右邊的意識型態有多了解,但我知道台灣人想要的,只是一個願意給員工、客戶交待的企業

所以,別再說台灣人仇富了。

messi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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