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曰:不得中行而與之,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取,狷者有所不為也。

以善為名…

 O Liberty! Liberty! how many crimes are committed in thy name!

自由!自由!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﹗

Madame Roland. 羅蘭夫人 (1754–1793)

最近,「某財團」在內湖的土地開發案正在風尖浪頭上。令我好奇的是,為什麼那麼多人現在開始關注這個議題?又為什麼那個財團忽然間跟落水狗一樣幾乎是人人喊打?


pic via http://zh.wildatheart.org.tw


內湖土地開發案

個人最早知道某財團土地開發案,是在PTT的內湖板(Neihu)上,時間約莫是2012年左右。但在內湖板跟這個財團開發案最早的文章落在2010年。換句話說,這件事情一直持續運作了2年才讓我知道有這回事。如果說,反抗的力量持續不到2年就沒有繼續投入的話,我可能要等到蓋完了才會知道這個財團原來搞了這樣的土地開發案。

早在2010年,就有網友在連署網站發起連署活動

反對慈濟將內湖保護區變更開發!

這邊簡單說明一下這個案子的緣由

「慈濟基金會於2005年向北市府申請保護區土地變更為社福用地案,盼在內湖區蓋一棟10層樓高的「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園區」,因該區屬保護區,其變更土地利用方式,引發當地居民、學者與環團的反彈,北市府2005年組成專案小組針對此開發案進行討論,期間曾2次送交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大會闖關,但均遭退回、要求補件,去年11月進行第9次專案小組會議,今將再度於北市都委會委員大會審議,若通過,此案將再送內政部都委會審核,若通過,慈濟即可進行開發,因此北市都委會今日大會引發外界強烈關注。」

【懶人包】內湖慈濟園區開發案(蘋果即時)

各位可以注意到,這篇文章是2014年4月寫的



為什麼現在會忽然冒出來講?

這個問題是我比較有興趣的,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個新聞劇烈擴散?

當然,這個問題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見解,而我也相信大家的說法都是對的。我自己的看法是,社會大眾對於公眾議題的敏感度已經產生變化了

從統○、頂○到某財團,我們可以發現,現在的大公司不再具有操作輿論的決定性權力。這後面的結構性因素很多,包括像事行動網路的崛起帶來言論自由度的發展:臉書(Facebook)的出現讓資訊得以迅速分享,甚至於是集合成一個同好群體,發表言論或是得以產生實質行動;或是因為對於現在政府的不滿而讓財團倍受壓力;又或者是現在新聞媒體不看到黑影就開槍,主管就準備喝西北風……等。我認為這些都是「背景因素」,而自由人是擁有自由的,自由主要表現在「擁有選擇的權力」。也就是說,當這些人都「選擇」要站出來的時候,社會就會開始有不一樣的聲音。

這跟面對財團的態度有什麼關係?

我在前一篇文章〈仇富?我想應該不是這麼一回事〉提到「台灣並不仇富,但大多數的台灣人並不喜歡為富不仁的富。我不認為台灣對於左邊右邊的意識型態有多了解,但我知道台灣人想要的,只是一個願意給員工、客戶交待的企業。」

現在的情況是,有人願意站出來,有人願意附和,所以當數量到達一定程度時,這個消息就有如野火迅速蔓延。



爆發

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圖,講的是創新(的產品、服務)擴散


pic via
http://onhealthtech.blogspot.tw/

紅色的線指的是累積市占率,藍色的線指的是各個群體的市占率。橫軸是時間。這個理論基本上講的是一個新的東西(商品、服務)如何在市場上取得市占率。可以看到創新者(innovators)大概只佔了市場的2.5%,早期使用者(early adopters)佔了市場的13.5%,剩下的就是早期使用的大眾與晚期使用的大眾,最後則是落後者。

很有趣的是當產品被大多數的早期使用者開始使用的時候,就會到tipping-point上,開始產生爆炸性的成長。

回過頭來,我們可以這樣說,這個案子前面幾年都是在累積這些創新者(願意站出來發聲的人)以及早期使用者(看到訊息之後願意一起發聲的人),這些早期使用者到了一定數量的時候才會產生這樣的效應。

或許有的人會把這些反財團的事情歸納到太陽花、柯市長身上,但我覺得,太陽花、柯市長只是這個模式下的「果」之一,而不是產生這些事情的「因」。



必要之惡?

大學時期曾經在圖書館看手塚治虫的《佛陀》,裡面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:釋迦牟尼在有相當數量的追隨者時,開始有首陀羅注意到集團如何經營的問題,並且與其它首陀羅產生矛盾-為什麼要放棄個人的修行去讓整個集團變大?當然你可以預想到這種說法的出現,「讓整個集團變大,便可以拯救更多的人於水火之中,這對世界是有益處的」。那麼釋迦牟尼又是如何看這件事情呢?很有趣的是,他並沒有反對讓集團有組織化經營的方式,也沒有讓整個集團完全照著經營組織的步調去走,而是讓兩種方式同時存在。

我相信手塚治虫的《佛陀》這一段參雜了他自己的想法,我也相信,這一段也反應了一個事情:一個慈善團體也是需要養活自己的。我更相信,不能因為慈善團體要養活自己,就允許產生「必要之惡」

木村拓哉在《CHANGE》前面的劇情中有一段情節是這樣的:在競選議員時,受到對手抹黑說他的父親收受企業的賄賂,他在求證之後向他的選民道歉,並說「我不能向我的學生說,這是世界運行的規則」。我認同這樣的想法,即便聽起來有點不合乎現實,但慈善團體的擴張、組織的營運不能建立在有問題的擴張方式上



一種有點微妙的想法

今天(2/28)看到一個新聞頗有趣

「北港朝天宮香油錢1年1億多元,支出用途與金額都由董事會管理,主要花在人事、活動、急難救助,去年高雄氣爆慨捐款2000萬元。蔡咏鍀說,財團法人捐款用途不能用於投資,何況捐款來自十方,怎能做投資?『賺了還好,賠了怎對信徒交代?』」

紫南宮文武廟不置產 投資下一代

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:「賺了還好,賠了怎對信徒交代?」按照前文的邏輯,本來就不能拿信徒的錢來投資,在前提已經不成立的狀況之下,結果就算是好的,也不能這樣做。對吧?

我們常常會用「結果」是好還是壞來看當初做的事情,而忽略了在當初的時空脈絡下,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的原因。這也就是為什麼某財團會變得愈來愈大的原因:當這個事情的結果是好的,人們也就傾向於接受這個事情不合理的地方。而在一兩次成功的結果之下,財團就學習到「只要我的結果是好的,那我怎麼做都可以」的想法,進而開始放寬自己行動的標準,開始遊走在法律邊緣,甚至透過遊說的方式就地合法、反黑為白。



有個問題是…

在這個案例上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,我們常常把很多事情混為一談,而忽略了一個大型組織有很多的子集團,也忽略掉這些子集團的作用。這樣有幫助我們判斷一個事情,例如「滅頂」行動,就等於是把以前的味全放在頂○的船上一竿子打翻。但這樣無助於讓我們認識這個組織為什麼產生這樣的行動。慈濟是一個大型組織,旗下有很多的慈善團體跟事業體(我沒用錯詞)。當一個組織大到一定程度時,最上面的控管力就會變弱,中間階層的影響力就會上升。(也就是我說的「中間人效應」)而當這些中間人的行為與大組織目標產生背離時,民眾對於這個組織的印象就會放到大組織的領導者來看。但真正可能產生這些問題的中間人卻得以隱藏在幕後。

我一直相信「慈濟」不是一個整體,而是多個團體組成的集團。在這樣的集團操作之下,有慈善事業,也有營利事業。在這樣的架構之下,營利事業「可能」需要分出各種資源給慈善團體維持其事業,這樣就會加重營利事業的負擔(成本)。所以營利事業就會想方設法去增加更多的獲利,甚至遊走法律灰色地帶。這也是為什麼本文章稱它是「財團」,而不是慈濟。我個人認為出問題的是那個操作開發案的財團事業體,而不是慈濟整體。但這再再也反映出慈濟作為一個慈善團體,其組織文化無法讓旗下財團性質的事業體產生心理上的標準,而過於追求一般企業體所在意的績效、獲利。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訊號,也可能是產生慈濟整個組織產生質變的分水嶺。

回過頭來看一開始的引言,「自由!自由!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﹗」,在這個事件上,或許可以改為「慈善!慈善!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﹗」。

messi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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